夏铸九：网络都市中国的都会治理与规划专业

东南大学建筑国际化示范学院教授、童寯讲席教授，台湾大学名誉教授

——竞争新的领导权计划与都市治理范式转移挑战，规划与设计是组织社会、塑造空间的杠杆

2001年911恐袭是冷战后美国作为单极超级大国巅峰地位跌落的起点与对资本主义美国的象征性暴力，造就了全球经济的转折。在美国全球霸权衰微的黄昏光线里，帝国的游戏已经结束，世界进入后美国时代。由一国霸权独大的历史已经过去，国际关系不得不被迫进入多极的全球治理的世界。

美国的保守主义新自由主义以为历史已经终结，历史却由法兰西斯·福山的后门进入。美国国内的政治与社会分裂，并未因拜登上任而稳定下来，竟然陷入了一场持續性的“文化战争”。看看2021年疫情肆虐下的真实都市地景。百年前杨廷宝、童寯、梁思成等负笈宾大，他们会不明白今天现实里的费城，竟然变成美国漫画里虚拟城市哥谭市(Gotham City)，蝙蝠侠的故乡与罪恶之城片场里的伤尸现形，流浪的瘾君子游荡在臭气熏天的真实费城肯辛顿大街之上。还不止于费城一地而已，洛杉矶、旧金山、拉斯维加斯…、甚至包括了温哥华的市中心大街，无家可归者露宿聚集，垃圾成山，怵目惊心，难以置信，这里是日常生活里真实的美国街道，也是当前竞争新的领导权计划(new hegemonic project)的政治时势，又是关乎都市治理的范式转移的挑战，规划与设计是身处其中组织社会、塑造空间的杠杆。

1970年代末纳入世界经济与国际分工之后连续40多年平均年9%以上的经济高速增长，伴随国土领域的区域空间结构剧烈变迁，作为一个大型第三世界国家的都市化必须面对的、较之前更突出的区域不均，以及，作为负责任的专业者能预见的“新都市问题”浮现。2016年的PM2.5雾霾，是环境生态危机与环境政策的警讯，2019年新冠疫情爆发，则是对国家公共卫生政策与社会应变能力的挑战。城市群/都会区域浮现，则是全球信息年代新经济与网络社会脉络下，国家政策与组织动员的社会，构建新型城镇化/网络都市化的空间结果。即，1980年的珠三角、海西、1990年代的长三角、2000后的京津冀，持续拉动的长江中游、成渝、中原…城市群/都会区域浮现了，东西差距逐渐缩小，南北差距却加大。网络社会城市群/都会区域里的创新节点，激励新信息的传播与互动，“创新氛围”的营造，弥足珍贵，助力于突破美国已经发动的科技遏制，是研究性大学与研究性机构，必须再三致意的要害。以及，在东部沿海城市群/都会区域边缘城镇与乡村地区，电子商务生产与流通的村镇，是网络社会生产的新生事物。流动空间重新改写了地方空间，也是乡村振兴政策改变城乡关系的利基空间，重新定义区域的城市，是新生市民/网民聚集与流动的重要节点，也是需要深入接地气的经验研究，进一步认识“没有城市的都市化”中国版本的研究发问。前述城市群/都会区域浮现过程，不能忽视的资本－技术的双重性所结构的二十一世纪“网络都市化悖论”。快速发展与资本利益集团野蛮生长，尤其是土地资本，阶级分化，贫富差距日显，因此，“做好自己的事”，近年国家政策上密锣紧鼓改善前述都市与区域过程造就的自身缺点，是必要之举。

近二十年国家全力发展基建，兴建全球最大的高铁网络、最长的高速公路、桥梁、隧道路网，积极布局机场枢纽，5G网络基建越界连结，可谓二十一世纪的“大禹治水”，正在重新定义“国土”，以及进一步延伸的一带一路倡议。这是以区域发展，面对国土领域的区域不均。2020年人均GDP为10500美元，2021年《人类减贫的中国实践》白皮书显示改革开放以来，7.7亿多农村贫困人口摆脱贫困，还有，进一步政策落实乡村振兴，减低社会阶级矛盾，对市场化与全球化流弊预警，挑战前述美国新自由主义领导权建构的市场神话，以第三次分配的理念，摸索“社会企业”的新形式，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追求“共同富裕”的目标。

网络化都市中国终究要面对：要使劳动者共同富裕，改善人民生活要伴随脱贫，以区域发展拉动与改变区域差距，避免社会与区域两极分化，以及，修补因快速发展而伤害的环境，致力基地修复与遗产活化。城市重建与面对存在的影子市民，提升都市服务的质量与市民的城市权利，可说是都市空间商品化之后，都市政策面对的要害。在教育、医疗、住宅、社区等领域，鼓励市民参与，“再多一点社会空间”，建设的成果将会更丰盛。迎难而上的党员与有公义精神的市民，是社区营造的积极份子，而发动群众正是历史的长处，社会动力与国家机器并非必然两元对立，而可以是鱼水结合的关系。市民城市的重建，其实期待的是地方政府制度治理的转型。这不正是规划专业之所以被称为专业的社会责任的一部分吗？而最好的专业者不应该是，与可以是，组织型的知识分子吗？

是由“摸着石头过河”到“横渡全球信息化的恶水”，都会治理（可以例举，如前述城市群/都会区域一体化这类型的规划任务，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大湾区、长江中游、成渝…）可以说是国家政策面对都市与区域现实及其问题挑战后的解决方向。网络与节点是城市群/都会区域的都市动力的经脉，创新氛围营造则是穴道要害，这是正在开始打通的城市重建与社会改革工作。城市群/都会区域的表现，将决定国家整体表现的成果，制度治理是二十一世纪国家的挑战。

在全球信息化多变的脉络下，城市群/都会区域的规模与问题的多重性，十分棘手。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因为面对空间领域上，全国尺度或是地方尺度的特殊性，以及由于能力与资源的限制，并没有应付的现成办法，所以，都会治理成为二十一世纪制度治理的关键挑战。

跨越既定行政边界的地方政府合作网络与必要而非偶发的市民参与，这两者是都会治理的关键。就一些值得学习的、在欧美的城市群/都会区域尝试，并取得成果的经验而言，前者，地方政府的网络，做为核心节点的全球城市必须虚怀若谷，这是都会治理成功的首要条件。而后者，对市民参与的必要性而言，决策过程的透明而非暗箱作业，信息充分告知市民，甚至形成互动的决策过程，是在变动环境中协商折冲获得政治支持，减低未来执行阻力，最后，既强化了治理的有效性，其实也建构了都会治理的国家正当性。

既有形式化的规划制度必须变革，才能胜任社会、经济、空间、政治制度之间关系的工作，代表人民真实的需要，发挥关键性的制度性工具作用，使规划学科与专业重新站在制度改革的中心，因为，这其实是社会改革与城市重建的工作。在城市群/都会区域的尺度上，规划已经由过去的刚性蓝图式土地使用的文件书图，改变为城市群/都会区域中不同城市与社区，在战略性规划的引导下的一种弹性的协商工具。

而规划的目标与价值观、以及弹性的协商过程，取代了刚性、生硬的规定，也说明了规划审议过程中市民参与的必要性。无弹性的、简化的土地使用与预期发生活动的限制，形式化的针对“风格”的、过了时的形式化措辞，或者是强制性的空间形式、材料、颜色等的理性规定，必须被弹性的、协商的、战略性价值观，取而代之。

规划是都会治理的工具，也是市民价值观表现，以及，是城市重建的过程。这是空间与社会同时变迁，重建都会的共同体之历史过程，以及，也是制度改革的政治过程。在市民参与的过程中，建构包容性的可持续城市，韧性的生态城市，妇女顶半边天的真实社会组织者的女性主义的城市，以及，确立保护的使用价值，肯定历史价值的城市，胜于追求创造性破坏的交换价值。

或许，我们要以对不同的明天想象而决定今天。要继续能够发动群众，多一些“社会空间”，多一些“活的”“生命”，以“草根化”的信息技术（大数据，人工智能，网络化，由互联网到物联网）服务社会空间的逻辑，重建文化与技术之间长期断裂的桥梁，重新以人民为中心（为人民服务），以具体实践的教训与成果，反过身来，朝向“理论论述话语的重建”。

新的社会关系会要求专业角色与专业论述话语的重建，而不是未经批判与反思的形式主义的移植，现代主义的规划与设计。前述“城市”的重建与地方政府制度治理的转型，以及，都会治理的挑战，跨既有行政边界，由区域到城市，以至于城乡关系改变等等，这些制度的改革，是国家与社会关系调整，多一点社会空间，多把握新的技术，落实草根化的信息技术，使流动空间草根化，服务社会空间的逻辑。对于学科发展与专业论述话语的重建，我们可以称其为全球信息年代网络社会的战略性规划与区域设计吧。

面对前述新的领导权计划竞争的政治时势，我们的学科与专业论述话语必须重建文化的自信。面对已经成为专业“惯行”，以“美国中心”成为认识包袱的专业者，或者说，是需要被批判的、概念化的空间，主要强调空间的构思性(conception) (le conçu)，建构形式主义取向的，现代专业模型的空间表征与再现(representations of space)的专业者与研究者，并没有能力看到前景，或许，等到2022年廿大才能一步展现，由都会治理（高铁到5Ｇ等新基建）与全球治理（一带一路）的成果，才会恍然大悟为何2035年美国将注定被超越——这就是有百年历史、中国特色、地方政府/地方社会活力、全球信息化的社会主义。

这正是以社会空间生产的创新，支持新的社会关系，丰富新的都市功能，塑造为市民喜见乐闻的新都市形式的表征与再现空间(representational space)；“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作为二十一世纪的都会区域营造，也是都市中国的“城市的重建”。“巧者劳而智者忧，无能者无所求，饱食而遨游，泛若不系之舟。”空间生产不只是物质和知识的生产，它更重要的是人的自我生产和整体的社会实践。象征空间的价值，预示了“自由王国”的来到。当支配劳动的直接必然性终结后，创造真正作品、意义、以及快乐的过程开始了。

对西方既有主流都市研究的方法论挑战，是既有概念不足以理解网络都市中国的都会治理。这是一个既非昔日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也非英美的福利国家社会与新自由主义经济，也不同于战后东亚新兴经济体，有其危机意识与发展动力，而其规模与能量不可相提并论的政治与社会条件，可谓混杂兼有、务实甚于意识形态的空间模型。

这个空间模型里，政治领导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政策制定与执行的官员、国企与私企、有争执的学院学者、规划专业者、知识分子、甚至包括了定义模糊的新浮现的市民与网民…，存在于一个一直在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中，政府与社会都高度重视科技与创新，5G网络与人工智能技术被视为支持信息社会发展的不可或缺的物质生产力。

供稿单位：江苏省城镇化和城乡规划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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