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建设“大牛”说 | 第二届世界乡村发展论坛精彩观点（三）

第二届世界乡村发展论坛

（World Rural Development Forum，WRDF）

以“共创可持续发展的乡村家园”为主题

20余名从事中外乡村研究的专家参加了研讨

孙华

· 北京大学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心主任

·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世界遗产培训与研究中心（北京）副主任

中国社区重振与乡村复兴的关系

传统乡村、传统村落是自然形成的，以家庭种植业、养殖业为基本产业模式的聚落，它拥有的不仅是村落建筑本身，它还有村落赖以生存的田地、山林、草场和湖沼，一个自然的村落就是由依托这些自然资源形成的若干家庭组成的相对独立的社区。传统村落在遗产分类里面应属于农业文化景观，它是人类利用土地耕作获取主要生活资料所形成的传统和景观，它体现了乡村社会及族群所拥有的生存智慧，折射了人类和自然之间的内在联系，是农业文明的结晶。为了守护这些最后的家园，国家近年启动了传统村落的整体保护和利用工程，不过如果资金投入不当，突如其来的大规模、高强度干预也足以毁掉一个村落，如西江千户苗寨和肇兴侗寨，2012年重置世界遗产预备名单时我只能把它取消，因为它已经完全变成了城镇，一个没有土地的旅游小镇。

传统村落的保护与发展面临着错综复杂的问题。我们认为，土地权属的分解过细、社区组织的涣散无力、城乡关系的偏差这些看似与传统村落保护关联不紧密的问题，其实是导致传统村落萧条瓦解被破坏和失去发展动力的最根本问题。

西江千户苗寨

中国乡村自古就有中央王朝设置的基层行政单位，但多数时候它们发挥的作用并不理想。秦汉到魏晋南北朝，乡、里这些基层机构的作用比较明显，一直管到村这一级，长沙走马楼出土的吴简显示了当时地方管理之细。中古以后，中国乡村基层组织逐渐转变为以当地大姓豪族为基础、以传统习惯法为准则、以乡绅为权威中心的乡绅自治形式。有一种极端的说法叫皇权不下县城，事实上，后来中央政府在乡村确实主要依靠乡绅来共同治理。

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后，中国的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传统的乡绅连同他们所在的有产阶级被打倒且消失，代之而起的是自上而下委派的农村干部。从此他组织代替了自组织，成为农村的主要管理机制。在农村集体所有制的土地制度和村民都在村集体中务农的时代背景下，生产队或村党政组织也曾经十分活跃，并在组织村民改田改土、耕种收获、上缴公粮，以及分配钱粮、地方治安、调节纠纷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肇兴侗寨

改革开放以后，农村的年青一代基本脱离乡村进城务工，企业雇主与他们的利益关系更加密切，在他们心目中，家乡村官的权威开始下降。这一作用由于各种原因又被加强，如二权分立、永久不变的执行，虚化集体所有权、实化个人使用权的政策措施等。

鉴于农村基层组织能力下降，国家推行村民委员会民主选举和大学生村官选派，以加强乡村的社区建设。但是目前大学生村官任职时间太短，更多地是作为一个选拔干部的训练机制设置的，村官刚刚熟悉农村情况就离开了，难以为乡村建设发挥太大作用。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应该充分发挥那些出自本村社或相关村社，成人后外出在城市务工或经商归来，或在党政机构、企事业单位、文教科技单位及军队工作并退休的人们的积极性，要有政策鼓励城内的成功人士退休后回到家乡，建设自己的乡村，特别是那些蕴含丰富历史文化内涵的传统村落，它们更需要拥有文化修养、怀旧乡愁、管理经验、经济基础和人文关怀的本地老人回来，参与甚至主持村两委的工作。落叶归根的老人成为乡村贤达，他们与村内自己产生的村干部及外来的大学生村官共同作用，或许能够使包括传统村落在内的乡村管理步入良性循环。为了将人留在农村，政策上要大力支持农村的基础设施和配套软件建设，特别是较好的教育和医疗条件。

一位大学生村官与他的流动书屋

第二，传统乡村如何才能社区等性？我认为政府、专家及其他外来保护者应当进行社区动员，与传统村落的村民充分沟通，在村民自主、自愿和自发的前提下组建能够代表绝大多数拥有者意愿的合作社、理事会或管理委员会，在现有的村两委的组织框架下，注重保护和延续传统的村社组织，使村落传统社区恢复一定的自组织能力。另外，要发挥传统村落文化精英的带头示范作用，村落里有威望的老者在宣扬教化、调解纠纷、化解矛盾等方面仍然能起到重要作用。

一个村落能否保持继续发展的活力，健全的村落管理机制无疑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目前农村是缺乏管理的。实施传统村落保护计划时，要发挥好乡村传统管理机制的作用，调动村里的文化精英和创业能人，尤其是在外面见过世面的年轻人的积极性，使他们能够积极投入到自己家乡的保护和发展事业之中。雅安420灾害地震重建时，其中有一个村就基本采用了灾后自建，他们成立了一个自建委员会，充分利用QQ、微信，把城里的人都召唤回来帮着出主意，然后进行规划设计和重建，政府只是把灾后重建的经费补贴下去，不再做其他事情，这样反而做的比其他好些村都做的好。

龙门乡青龙场村白伙组：一家立房大伙帮

其三，可以将整个村落作为一个需要保护、传承、展示和发展的系统，建立生态或社区博物馆等，并由村民开展宣传和维护。生态博物馆中可以建设一个资料兴趣中心或认知中心，集中保存和展示村落信息，并成为村民认识自己乡土的场所，从而唤起其文化自觉和自信。

其四，既要开展认知传统建筑的宣教，也要对村落建筑采取适当的改造措施，提高村落老屋的外部美观性和内部宜居性，并设计建造一些体量不大、价格适中、节能环保，且能保持传统的新民居，通过乡村精英率先入住的示范带动，将传统村落的风貌长期保存下去。

临沂十里堡社区乡村记忆博物馆展品

其五，外来的专家和团体应支持、鼓励和帮助村民自己制定保护传统村落的乡规民约，以便村民按照传统维护和建设自己的住宅。村民按照专家的指南，想怎么建、实现什么功能、用什么传统样式，自己选择，然后专家帮助进行一些设计。我们应该在政府和社会的支持下，建立传统村落的保护与发展基金，支持那些愿意按村落传统和保护要求维护住房外观、改造房屋内部的家庭，从而使这些遵守村规民约并作出贡献的村民得到奖励和补偿。

最后应该强调的是，我国的传统乡村的保护与发展，绝不只是传统村落保护的事，这涉及到国家深化农村改革、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大政方针。传统村落保护和发展领域的专家机构应该关注国家相关政策，否则我们将无所适从。

曹山明

· 中国文化管理协会新农村文化建设管理委员会副会长

· 中国草学会农业伦理学研究会常务理事

· 广义生态哲学创立者

全要素经济

通常谈论四季时，夏天代表热，冬天代表冷，春夏秋冬在这里就变成了哲学上的抽象概念。水、木、火、金、土五行也是这种抽象概念。四季和五行都是循环的，同时也是平衡的。在小农经济中，土、水、木、火、金分别代表土地与气候人文环境、农耕知识与技术、农作物等、吃苦耐劳的奋斗精神、收获。

中国传统经济可分为三个层面，分别是第一层面的小农经济；第二层面的熟人社会经济，熟人社会（传统村落）提供商业信用基础，形成以物品交换、当面协商交易、互助群帮（道德驱动）、情感投入（不计回报）和口头契约（人格信用）为主要形式的经济体系，可以不使用货币作为交换媒介；第三层面的生人社会经济，只有一部分地方传统品牌产品作为地方产品的代表进入生人社会。

用中国五行观点来看商品经济，发现其主要涉及到了“金”这个范畴。这暴露了用商品经济来描述现代经济所存在的问题，即无法反映人类的整个经济生产过程。经济建设还需要“水”“火”“木”“土”这四个范畴来完善它，完善之后的的经济模式，可姑且称之为“全要素”经济模式。传统中国农村就具备这种全要素经济模式。

现代经济的思考和操作途径是“商—工—农”，中国传统经济的形成途径是“农—工—商”。西方经济的优势是强大的工业生产、科技研发和市场营销能力，是无需考虑“天”“地”影响的产业经济。所以西方经济可以依靠资本来运作，在他们眼里，“农”仅仅是原材料的来源。对于中国传统经济来说，“农”是一切的基础，而“农”离不开“天”“地”“人”“熟人社会”。用乡村经济和现代商品经济对接，以本地经济的自循环和外来经济的大循环结合，有助于实现经济有根的外向发展。传统产品的挖掘和开发，不仅能使乡村实现文化自信，还能实现经济自信。乡村经济的发展途径就是“落地生根”：站起来，恢复和建立自循环经济；富起来，实现和外循环对接；强起来，建立自己的品牌优势。

肖唐镖

· 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政治学系、南京大学公共事务与地方治理研究中心教授

· 中国社会学会和中国政治学会理事

当代乡村建设与治理中的价值冲突与融合

如果价值选择、价值目标不清楚，乡村建设和治理的实践可能会进入一个方向感不明确，或者说目标感错乱的状态之中。多年来，党和政府把三农问题的重要性定位得非常高，但我认为这些只是表面上、口号上的，实际上我们并不是以它为本位、以它为目的，而是从工具主义的角度来理解三农的重要性的，比如农村作为全民食材供应地、作为工业化强国的原材料供应地、国民的稳定地，等等。2007年，中央一号文件对农业的功能做了新的解释，有了这样的功能定位，人们才更容易认识到，发展农业、注重农村问题，不止要关注那些传统的功能，还应该有新的。

认知或理解乡村建设治理应有的价值离不开对这个问题的研判：乡村发展的总体趋势和前景如何，乡村有没有可能会消亡掉，既然要消亡掉我们要做什么？我们可以联系其他国家做一个比较性考虑，在一些发达的国家或者地区，城乡高度一体化，乡村地区成为供应食品和生产生活原材料的重要基地，也是都市居民居住、生活乃至平时消遣等活动的重要场所，如果要把农村区隔开来，都市生活是会受影响的。从这方面看，基于这种总体趋势，农村会消失吗？它还有相当部分存在，仍然是我们相当部分国民的生产生活的所在地，同时也会成为非农产业国民的生活所在地。

从城乡一体化的角度来看，乡村建设治理的价值和功能，第一体现在生活品质方面，乡村搞不好，城市也不能有均等而优质的生活保障，这一方面乡村地区应该提供无限大的功能；第二在于民众尊严，包括老百姓文明文化品质的提升和养成；还有在经济助推和公共生活层面，没有良性的高素质的国民尤其是农民群体，我国的现代化就是妄谈。

我这里建一个简单的分析框架来讨论乡村建设与治理实践中的价值理念、价值选择问题。从哲学角度，从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两个维度看，这些年来我们的乡村建设实践实际上存在以下四种理想类型：技术性的治理，意识形态主导性的治理，现代理念的参与式的治理，以及只有现代理念但是治理较弱的情况。解放后前三十年，我们的乡村建设和乡村治理是意识形态主导的：产业上以农业服务工业；制度和道路上，时刻强调在中国怎么走社会主义道路，非常警惕所谓的资本主义的自发式成长，小农经济则要消灭。改革开放以后，有过一段时间的农村体制的大变化，包括大包干，包括农村公社体制走向乡镇村社体制、村治体制，但是回过头来进行总体性评估，这些有关乡村治理的政策实践尽管五花八门，但大多是技术性的调整，较少涉及结构性的、体制性的改革，能够留下良性的制度性遗产和变迁的极少。这些年来我们通过多种方式了解到，我们的领导干部大都认同这个说法，即党政主导权力无限渗透的这种集权部署是越来越重的，乡村形成的是强建设弱治理的状况。现在农村的困局呈现出比世纪之交时以农民负担为主体的农村矛盾纠纷和治理危机还要严重的复合型危机，不仅有干群关系等方面的冲突，而且在生态文明、文化等方面都出现了严重的危机，中西部地区尤其显著。

在微观层面上看，目前国内不少政治学者都认同这个说法，即村这个层面的自治模式已经走入了死胡同。一方面，尽管基层干部在推着我们走，但他们心底可能对这种居民参与的村治是怀有深深的疑虑的，只是上面要求他干他才干。另一方面，我们纵横交错的集权性权力结构从方方面面制约了村治实践，在这种权力结构下，村民公共参与严重不足。

在更高的层面上看，村落的权力也是缺失的，村落自治资源不足，手脚施展不开，也不适应农民群体的新变化。当然，这些年各地政府也做了些治理创新，但这些治理创新是处在夹缝中的，这种夹缝中的治理创新难以持续性增长，出现的情况往往是某届书记某届政府为了政绩等方面的冲突搞一下，换了届新的班子上来就什么都没有了。正是因为这样一些体制性或制度性的特点，我们听到的各种新名词实际上内涵都无甚区别，效果也一般。九十年代末曾有个乡领导直选，没多久就没动静了；这几年又在推民主恳谈、民主协商等，但是衡量这些提法中是否有真正的民主，这是可以打问号的；至于微治理、乡贤治等，实际上我们在制度机制等方面难以提供应有的平台。

当然，我们还应注意到另一方面，一个非常好的势头是来自民间的多元性力量在乡村建设治理中的行动，但是有点遗憾，这种多元性力量内部的价值取向各不相同，甚至用一个不太准确的词来说，可能会造成混乱。

讨论价值选择时，我们面对或要思考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点：怎样较为和谐、恰当地处理好公民个体与其他人、社会、国家、大自然的相互关系，这种价值选择价值目标应当怎样实现，其可操作空间有多大。

我的观点是，乡村建设和治理应积极稳固地走向一个新的治理模式，就是现代参与式的治理，就是以村民群众为主体，形成包括党政、企业资本力量、社会组织、村民群体等多元力量合作共治的治理形式。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上看，民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等源自于西方的理念不是他们的专利，我们对这些价值的认识回归到了常识和常理。我认为，我们的乡村建设和治理应该从县域层面的自治入手，落实宪法和法律的体制安排。此外，不仅是政治上，文化、教育、经济等方面也应注重社会自治，让社会力量健康的成长。如此，乡村建设和治理应该会走上一个健康的道路。

王旭

· SMART度假产业专家委员会秘书长

乡创聚落·一种自下而上的发展方式

在中国，在旅游和度假这方面，最核心的问题不在于我们设计的房子好看与否，而在于它的内容软件、运营，而这些都归结于人。以前我们做规划、设计，通常会以自上而下的思维方式，先把架构搭建起来，再决定下边每一个分支怎么做。但我们在研究的过程中，发现乡创是以一种自由自发的方式蓬勃发展的，因此，我们也把自己放在了这样一个位置。SMART这个名字代表strategy，management，art，research，training这几项，我们希望通过这个名称来提醒我们及所有相关的伙伴，在这样一个产业里，软性内容可能远远重要于硬件的建设和铺设。

我们的发展过程大致是：2013年，研究度假的产业链；2014年，开始关注软件与内容；2015年，从平台风潮与产业生态角度研究各方面的元素和要素；2016年，将全域旅游和研究相结合。同时，我们于2010年开始了一项叫做“建筑师的使命”的公益平台活动，希望通过国际设计竞赛的方式，推动整个设计圈以及相关人群对城市老厂房改造和内容复兴、乡村复兴等话题的关注，召唤更多年轻人特别是有专业能力的年轻人回到乡村，参与到乡村的建设和发展中。

AIM国际设计竞赛二等奖作品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意识到乡村建设需要进行人才升级。现在无论全域旅游还是乡村创客，都需要更多的跨界优质创新人才，我们希望通过人才升级这一措施，为我们合作的各地，对可能产生产品的人群进行一个聚集。我们与南京溧水区无想山民宿品牌合作的大赛征集活动、与湖南省旅发委锦绣潇湘文旅创客合作的征集活动等，最终的落地形式都是和当地的企业及政府打造乡创聚落，形成乡创孵化基地。

过程中涌现了很多以前我们想到或想不到的有趣的品牌和业态，如退休工程师回到乡村做土壤医生，年轻设计师回到乡村做农产品包装等。每年我们大概能征集到100多个乡创策划及创新运营团队，经过筛选，他们就成为我们实质性地扶植乡村发展的有生力量。此外，每次大赛都会举办一个故乡味道的市集，它不仅是进入前八名的团队的上台路演，其他团队也都可以在这里做产品展示和售卖。这是一种与当地人和游客的链接，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活跃的商业方式，让大家了解创客都在做什么。我认为这样的市集比很多景区纪念品商店更有吸引力，因为它具有很强的原创性和在地性。

2013年，我们和中国扶贫基金会合作宝兴县雪山村灾后重建项目，要进行一个以三年为周期的村落重建工作，其中除了房屋和硬件的建设以外，也要对他们的产业进行重构和再生。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就采用了发布国际设计竞赛的方式。

当时，所有参赛选手都来自非常优秀的院校，在视觉、设计上水平都很高，但是我们要求这些年轻人去和一些产业、商业、运营等方面的专家组成一个联合团队，保证作品的可行性和可持续性，真正能够为这个村子注入一个新的产业。虽然要求很高，但这些竞赛团队给我们的是更高水平的回应，有的队伍连这个村子未来旅游要用到的APP都做好了。

随后，我们把36个入围的团队都转化成了我们乡村建设的志愿者队伍，他们分批，大概每一个团队在村里待了2周到4周，最长的待了半年。这些人情怀和专业能力兼备，正是我们做竞赛最想获取的一批人。这些志愿者除了协助村民看图纸建房，还会画水彩画、拉小提琴，或者带村里的年轻人一块儿搭模型，研究建筑建造的一些方式、细节等。这直接影响了当时村里的几个辍学的青少年，孩子们觉得原来除了打游戏以外还有其他这么多好玩的东西，于是又回到学校，重新选择专业，可能有的是服务行业，有的是技能学校。反过来，和村民接触，亲手体验劳作，对志愿者影响也非常大，他们在后来的职业生涯里也都还对乡村建设有所关注。我们也希望数年之后，当时的参与者们也有能力去引导社会资源、号召周边的人为乡村做一些事情。我们将其总结为通过对群体智慧的筛选、优化，并在乡村复行的过程。

援建时，这个村的妇女主任田姐似乎是当时唯一一户采用志愿者为她定制的方案的，定制设计要比统一设计多出50%的造价，得到的则是一个“奇奇怪怪”的房子。当时村里人都觉得他们家人脑袋进水了，但是建成之后，这家民宿基本上成了整个村的代表，成了成都周边的一家网红民宿。在我们这个领域，很遗憾，我所认知的网红民宿几乎没有由原住民建造的，都是由有一定审美的城里的设计师或商人去村里租村民的房子改造而成的，所以这次经历对我们来讲意义特别重大。现在村里人都很嫉妒她，觉得他们家收入可能占全村整体营收的一半。这之后，我们开始更多地关注外来创客和本地村民之间融合和信任的建立。

田姐的新家

我们也在用其他的形式，包括快闪店、艺术家微个展和演出等方式，来带动乡村或小镇的发展，这是我们不变的逻辑，我们希望以此来平衡过去几十年大家对硬件建设和投资的过分关注。这些活动或人才引入模式可能量级不大，但它产生的影响力，包括建立与村民的互动和信任、对后来者的影响，我认为是远远超出硬件建设的。台湾的李永平老师告诉我们，在台湾，他们会使软件、硬件投资各占50%，我们特别认同，但在大陆短时间内很难实现，因为决策者不一定认为他能承担起相应的风险。但其实很简单，你可以把总投入缩小，再拿其中的50%投给软件，效果就已经很好了。

此外，基于设计师的专业和背景，我们一直认为在没有计算机包括互联网和新媒体专业之前，体验设计在学校里是特别被忽略的一个方向。很少有人告诉我们，你要去研究人，研究他们在空间里面的体验是什么，他的用户界面是什么，可能直到智能手机出现，这一点才被更多地关注到。未来，在乡村云实践里，体验设计可能是最值得被重视的一个要点，对未来的乡村建设或许会有很好的启发作用。

伽红凯

· 南京农业大学副教授

· 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博士后

乡村复兴的江苏道路

当城镇化发展到比较高的水平时，如果能重塑城乡关系、挖掘乡村的魅力与特色、注重乡村治理，乡村的吸引力就会加强，经济社会的发展也会比较稳健。现在江苏省的城镇化水平已经达到了67.7%，城镇常住人口也超过了2/3，在这个重要时期，建设特色田园乡村被提了出来。

我认为，传统的农村可以分为四个类型：近郊型，这类农村大部分能够城市化；传统村落，或者说文物型，国家财政资金会给予一定支持；农庄型；普通村庄，包括近来出现的许多“空心村”，这类村庄是非常值得我们关注的，也是特色田园乡村建设的重要目标群体。

特色田园乡村建设的核心是对现有农村建设的相对零散的项目进行一系列的整合升级，在制度层面培育合力，把相应资金进行有效的整合。在环境整治上，它要求对自然村及其周边的田园、山水环境进行一定整理，并要对体制机制做出相应改革。此外，它对乡村文化彰显和生态环境保护非常重视，在产业发展方面，提倡发展不限于旅游的综合性的发展。特别在设计上，它组织编写可参考的设计手册，实施设计师总负责制，要求根据村民意愿和实际需要共同商讨设计方案，全过程咨询服务。它还追求一种空间布局不死板，传统肌理要传承，新建村庄组团式，建筑风貌要乡土、质朴、多元的设计风格。

胡彦鹏

· 远见旅游发展机构总裁

· 远见旅游设计集团CEO

乡村再造·远方的味道

我们浙江有两个团体非常值得大家关注，一个叫自然公社，一个叫太阳公社。自然公社的“自然造物”团队非常值得敬佩，创始人张书雁把自己的田地、房产都抵押给银行，来做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手工技能的商业模式转型，拍了2000多部片子，拍得很好。他的团队的运营无以为续，主要是由于未成熟的商业模式。好的意识形态转化成作品是有难度的，作品要转化成产品也是有难度的，从产品再转化为商品，又是一个艰难的过程。

自然造物作品向商品转化的过程投资量非常大。它把原先生产农具的铁匠聚集起来，教他们怎么做花器、做茶具，在网上采用众筹的方式，卖得不错。但是铁匠不愿意用这种微薄的收入来维持他现在的体力付出。这样的情况迫使几个创始人和工作人员自己撸起胳膊当铁匠，但这样生产力又供应不上。其产品转化成商品时缺乏了一环。

“自然造物”产品

另一个失败案例则是由于政府发力太过。敖鲁古雅，鄂温克的一支，居住在内蒙古呼伦贝尔的根河地带。这个部落是个游猎部落，可谓人类进化的活化石，当时的老族长是位70多岁的老太太。政府觉得这个部落就2000多人，一定要关怀，要把它连人、连部落、连驯鹿都迁下山来。结果大量驯鹿死亡，老族长不接受现代社会所带来的生活，带着一部分人返回山里。

为什么呢？政府花了大量的钱，请荷兰设计师给他们盖了60多栋别墅，设施齐全，设计很棒，每人每月有900多块钱的个人补助，生活安逸。然而，族长的侄女跟我说：再五年，我们这个部落就会被消失。你们给我们钱，我们这些懒人就不打猎了，偏偏来自高寒地区的我们喜欢喝酒，就拿了政府的补贴躺在家里喝酒。喝酒的男人们，本族的女子不愿意嫁，外族的更不嫁给他，他只得一直单身下去，喝几年后死亡了，这个部落就没有了繁衍生机的能力。按照族长的说法，部落如果在山林里面，可能还有100年繁衍生息的生命力，现在的生活则实际上加速了他们的死亡。

敖鲁古雅

我们的情怀和的手段，实际上可能有很多是站在自己视角、是我们自己所谓的爱心，没有经过对社会哲学或者大自然规律的研究。匆匆忙忙下手，就有可能杀鸡取卵。

乡村再造、乡村气质形态体验基地和乡运产品是我们团队主要在做的方向。我们公司主要靠创新来寻找机会，靠我们的实践和商业模式来造血。围绕乡村空间和乡村内容做创新，一定要找到我们的需求和乡村各个载体的需求之间的结合点，才能相互补养。我们以全域部署、区域规划、场域发展的核心理念来做市场的开发诉求。我们提倡多归合一的做法，即无论是社会企业、专家学还是规划设计单位，甚至是本地的原住民、外住民，集中对一个地区采用综合治理办法，或者综合的一些资源导入。

现在乡村发展大概有四个这样的进程：一是原乡模式，以第一产业农业、大农业为基础；二是农业加工业时代，从封建社会起有的乡村就有了一定的加工经商能力，我们称之为2.0；3.0是生产服务业，特别是近代乡村里面的一些农家乐，酒肆、茶楼、小饭馆、乡间客栈也包含在内；4.0是我们今天面对的文创、艺术创造、旅游产业的介入，还有智慧性相关产业发展的填补。现在好多人把这些行业当成四产、五产，我认为如果要把它作为一个产业，它与三大原生产业还不构成并列性。它更多地是产业通道、产业催化剂和产业介质，对传统三大产业具有转型复合的添加能力。今天国家提倡三产联动、转型升级，正是借用了这些介质。

从乡村的保护形态来讲，乡村不过是一个载体

我们今天看到的更多的是乡村留下的房子、地、树、一些具有艺术文化价值的东西，却容易忽略了它所承载过并不断地更换的内容。乡村更要活性的去对待，要提倡活态再造。

活态设计

我们期望通过在地资源多样性，把我们的多样价值进行激发。现阶段的模式是农商旅一体化，即通过我们对农所在区域的策划、规划和设计，补充我们的美学实现。另外就是精准业态，每一个乡村不应该重复一些业态，即使相信业态也各有各的量化或方向角度的选择。然后我们做文创衍生，提升它的附加产品价值；主题附加，特别是活动赛事，其对一个沉寂了或即将落寞的地区的能力激活尤其有效；通过这些举动来生成品牌。对待一个区域不应走单一模式，而是非常多样的。同时我们先得插上翅膀，可能每一年随着社会技术的发展，都会有新的翅膀，如互联网时代、智慧行业、网红经济等。这些统称为翅膀性的介质，能带动一些老的行业、老的区域飞一段，飞一定的高度。

朱家湾乡村改造

在陕西朱家湾，我们通过驻地，首先把设计师融入到村民里面去，设计师不应该是外人，他应该理解乡村，懂得村民对乡村的真正需求。我们经常去每一户村民院子里转，跟他喝茶聊天，帮他干农活，问清楚他家有几口人，他到底想不想离开乡村，他的生活来源是靠打工、田地出租还是劳保，给你家做什么样的业态能接受，和他共同创造一个空间的产业注入和转型。

这一方法进行得很艰难，我们大概做了6个月。刚开始村民是比较排斥抵触的，甚至政府领导带着我们去的时候都骂人，但是过了一个月，他们会自己采野果子往设计师的办公室送，用纯朴的方式“收买”设计师帮着出主意，因为好几户人家变了样，有了示范性效应。当设计师撤离的时候，三辆车的后备厢都被他们塞满了。第二年县委书记给我打电话，说我们这个地方的人均收入，去年是4700多，今年达到了1万，有了非常大的变化。

自行车“景观”

工作中，我们致力于找乡村基因，找以前遗留下的今天不值钱的东西，它们并非多么有历史价值，但它有历史符号作用。另外，我们想给村民省一些钱，所以就就地取材，就地设计，解决的办法一起来研究。有时我们发现这家人有很多破烂的锅，对于他们来讲是垃圾，但我们把这些东西变成灯罩、花盆、电灶。但是我们不提倡每家都用铁锅，因为我们觉得找到了铁锅就给这家用铁锅做，找到了永久自行车，我们就告诉他们，永久代表着是中国那个时代永远的品牌，一个文化。永久的背后是你们祖孙三代，它代表着一种乡愁、记忆、孝道，一种家族的传承。

这里的墙是当时做小康村的时候弄起来的，每一家的草房子在草上再附一个瓦顶，过了几年草烂了，房子就塌了。今天我们倡导院落文化、乡村田园，让外面的人能够识别乡村，好多人就说把墙拆掉，换成篱笆，但我们觉得拆了可惜，最后就探讨出来一个方法：拿炭棒直接在墙上作画，或打掉一部分，根据我们的想法和功能需求改造。按他们的方法可能要花大几千甚至一万，我们的做法算上材料、工时还不到500块钱。我们觉得乡村应该这样做，包括文创，寻找乡村里不同的东西，找到它的元素符号，并针对它今天的、历史的元素符号去研究未来的需求。

还有乡村的气质形态体验，它是指任何一个区域都有的气质形态，这个气质形态包括我们在物质空间里形象、内容的积淀、动植物的特质品质、人、方言、文化。以往，这些气质形态被我们分解了，我们没有对某地的区域气质做综合性的评价、利用和设计。今天95%以上的民宿亏损，原因就是我们只把空间气质里面的一部分利用起来了，比如只注重周末的度假生活，从周日到周五晚上之前空置率很高。一旦我们把特质抓到，资源辐射面就放开了。

我们以舍系列来落地乡村气质形态体验综合体，在石榴主题下，结合当地村民的石头房子，生成从品牌到IP、到商业模式、到产品供应的整个渠道，将艺术活动穿插在林下、院落和房舍里面来做空间。慈舍主要做活性文化体验，把一叶一花都主题化，院落空间作为国学甚至当地打糍粑等活性演艺的区域，会议空间则用于组织沙龙。

舍系列的运营产品以“远方味道”来实现，这种味道不是舌尖上的味道，而是我们记忆中的、心里的、五感六观的味道，这种味道代表对远方的怀念。一种东西让你念念不忘，就代表一定的商品成功性，或者是需求的必要性。远方味道一是我们提供的文化传播平台，二是物流。我们的工作重点就是通过IP打造、产品设计，最后生成我们的产品销售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