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的历史阶段，如何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是规划科技工作者的使命，规划的发展离不开学术争鸣，学术不是一家之言，没有争鸣就没有共鸣。本刊公众号设立“大家之言”栏目，“大家”既是专栏主笔人，也是屏幕前的每一位学术研究者，我们希望广大的规划人参与到栏目中来，通过多维度的话题探讨，跨学科的思想碰撞，让“大家之言”栏目真正成为 “大家”的学术阵地。
本期，我们邀请到“国家友谊奖”获得者，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自然资源部高级顾问和专家组成员 梁鹤年教授 进行分享。
希望大家以文尾留言的形式一起探讨：“在你心中，什么是好的规划”？
当然，要定义什么是好。我选择以“目的”定义。规划可以是为生态保护服务、为资本利益服务，甚至为通勤效率服务。我选择为“人”服务。“以人为本” 的规划是好的规划。
“为人民服务”的“民”是个政治理念。但更深层次的“人”是个生物、伦理和政治理念。我的“以人为本” 规划是以“人性”为本的规划。
“人性”有三。先是物性。人是动物。凡动物都求生存、求延续。要注意，生存是“按其本质的生存”，也就是人要活得像人、狗要活得像狗、父亲要活得像父亲、儿子要活得像儿子。生存和延续实现在人的生产、生活、生态活动上。这些活动都需要物质条件和产生对物质世界的影响。我们干的是城市规划，所以是聚焦于空间环境的条件和空间环境的影响。强调的是空间环境的安全、方便、舒适、美观。为此，在物性的层面上，“以人为本”的规划是为要满足人在生产、生活、生态活动的空间上对安全、方便、舒适、美观的需要和追求。这些需要和追求是通过我们身体的四肢五官表达的，就是所谓“人的尺度”，是非常科学的，但也是最缺乏规划科研的。
人有群性。群居提升个人和众人的生存与延续，这正是城镇的起因。亚里士多德的观察是，“城邦起于保生存，成于求幸福(State was formed to make life possible, it exists to make life good.) ”。也许这就是上海世博会，“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灵感来源。
当然，群居就是生存在同一个空间环境内。但是，每个人会有不同的生产、生活、生态活动，而且各人所需要和追求的空间条件也不尽相同。那就自然出现矛盾，从而产生纷争。于是人类要为自己发明一套法和义的原则去规范各人应守的法规和应享的权利。什么的法？什么叫义？
人有理性。他是个“理性的动物”。千万年的进化过程中，人类的不断发展（相对其他动物）都是靠理性去处理矛盾（不是每一次都能理性，而每一次不理性都产生灾难，有大有小）。你可以说理性是天赋性的，也可以说是人类在进化过程中所产生的，但是全人类都有。
作为动物，他求自存（生存和延续）；作为群体动物，他要与其他人一起共存（其他人的生存与延续）；作为理性动物，他知道自存与共存必须平衡。西方古哲称之为“达义”，我们传统叫“中庸”。英语的“义” 是“just”，“刚刚”的意思，不太多也不太少，就像我们的“过犹不及”。自存太重是对人家不公平，共存太重是对自己不公平，都是不能持续的，因此自存与共存必须平衡。
但是，虽然自存与共存平衡的意识人人都有，但会被经济模式、政治制度、社会文化扭曲或蒙蔽。我们所称的“城市病”其实就是城市的土地空间使用、布局分配失衡。“医治”城市病就是调理城市的土地空间使用、布局分配中各种相关利益之间的自存与共存平衡。这样才能“达义”，“达义”才能息争，息争才得和谐，和谐才能生活得更美好。
我选择“以人为本 ”去定义什么是好的规划——在人类聚居的地方，以自存与共存平衡的原则去调理不同的人在他们的生产、生活、生态活动中对空间环境的安全、方便、舒适、美观的需要和追求。这就是我的思维范式和价值取向。
“咦!”，有人会说，“你这东西有什么新奇，不就是一般的常理？” 正是，说得对极了。我不追求新，更不追求奇，只求重返“正常”——摆脱制度和心理的扭曲及蒙蔽，建设尊重人性的规划文化、设计合乎人性的规划体制，去让正常人做正常事，让人生活得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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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及内文图片源自Pexels，摄影 zhang kaiy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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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城市规划）：【大家之言】梁鹤年讲规划(1) ：好的规划
规划问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