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自“江南建筑文化”公众号，该号推出《历史文化保护大师谈》系列推文，邀请专家倾情讲述其与江苏历史文化保护的一世情缘与感人故事，这里是其中的一篇，由东南大学建筑学院董卫教授撰写，欢迎分享。
东南大学建筑学院教授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化资源管理教席主持教授
1990年代，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中国开始了一个西方遗产保护理论与方法的学习、引进过程，我很荣幸经历了这个重要的历史性过程。
我们对西方文化遗产保护理论与方法的学习和领悟经历了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1995年我留学回国后便开始了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长期合作，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学习路径。通过教科文组织我们可以很方便地了解世界各国的动态，因此上至一些部委，下至各个城市都很重视这种国际合作。
我有一次参加泉州、西安、北京三个城市相关领导和学者与欧洲挪威、荷兰、法国专家之间关于遗产保护方面的联动式学术研讨会，即对方先来中国考察、研讨，我们再去这些国家就同样议题继续考察和研讨。通过对一系列案例的实地分析加深对西方文化遗产保护理论与方法的理解。
当时建设部的王景慧司长带领中方学者与欧洲专家就许多基本概念展开深入的讨论。我印象中有一件很有意思的小插曲，当双方讨论这个国际研讨会该如何命名，以及会议主题词为何时，中方专家根据当时国内的一般理解，拟以英语“URBAN RENEWAL”作为会议主题词，以便与中文“城市更新”相对应。但欧洲专家认为“URBAN RENEWAL”这个术语用于以遗产保护为主题的研讨会会引起歧义。他们认为应改用“CONSERVATION”这个词。但在那个时候国内学者对“CONSERVATION”和“PRESERVATION”的理解还比较粗浅，有点不明就里。可能这件事使欧洲专家认为有必要对中国学者展开一次培训。
第二年我们去欧洲开会时，他们专门安排时间，系统性地讲解英文RENEWAL，CONSERVATION，PRESERVATION等词汇的语义及其历史背景，以及西方语境下的使用方式。我从那时开始思考中西方词汇中的差异性，理解知道了这种差异性，才能更好地学习外国理论的发生、发展过程，理论本意及其衍生、变化方式等知识要点。只有这样才能与西方学者展开更为实质性的交流合作。
在理论学习的同时，我们也向西方学者学习一些新的技术方法。1996年，我应邀在曼谷参加了教科文组织举办的用于遗产保护的GIS技术培训班，开始接触到GIS方法。1997-98年，我们通过教科文组织在国内最早引进了这种GIS方法，并用于镇江西津渡历史街区保护规划的实践。1999年，我们将教科文组织的遗产管理GIS手册译成中文，在东南大学出版社出版。
那时，东南大学建筑系在教科文组织支持下将其作为教材在国内开展专业培训，在业界产生了持续性的良好影响。之后，GIS方法就逐渐在全国遗产保护规划管理领域得到了普遍的应用。得益于这种理论学习与中国实践密切结合的方式，我所主持的镇江西津渡历史街区保护规划与实践以及所参与的泉州中山路改造两个项目，在2000年双双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文化遗产保护奖。这是中国大陆第一批获得该奖的项目，我很荣幸都曾参与其中。
总而言之，中国的遗产保护事业在长期的国际交流合作过程中受益匪浅。从改革开放初期到2010年代，大量中国学者持续性地关注、引介、学习西方遗产保护理论与方法，同时也在保护实践中反复思考西方理论与方法背后的一些社会经济与文化因素。
1997-2001年，我应教科文组织邀请分别在泰国、尼泊尔、马来西亚、越南等国连续5年参加了亚太地区遗产保护系列培训与研讨活动，不但学到了很多新的知识，也理解了在亚洲城市实践中对国际上流行的西方遗产保护理论与方法加以适时调整、变通的必要性。即使在欧洲城市中，遗产保护理论与实践也并非如我们当时想象的那么完美匹配。对理论的学习要从理论本身的角度去理解，而不能教条地将其与实践对应起来。
我们在出国考察前听到有的知名专家说，历史建筑中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都有历史信息，要把它们很好地保留下来。但当我们在巴黎考察巴黎圣母院的保护维修工程时，发现工人们正在努力用砂轮打磨掉建筑顶部石材表面上的黑色面层。那是过去200多年来城市工业化过程中产生的酸雨对石材长期侵蚀的结果。按理说，这种黑色面层也是历史留下的印记。于是我们就此事请教法国专家，如何理解关于保护历史建筑中的历史信息这种理论。法国专家就说明，理论与实践之间虽有相关性，但这种相关性具有多元或多重的特点，绝非一对一的简单关系，要注意避免固化它们之间的相关性。此次修复是试图降低被酸雨侵蚀的黑色面层所占建筑立面的比例，而非完全消除之。这是一个很好的案例，提醒我们不要僵化地去照搬西方理论，要因地制宜、因事而谋。我们国家理论的创新和发展，实际上也经历了类似的过程。
工业革命以后，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加速发展，社会经济与科技水平与亚非拉各国开始拉开差距。而到18-19世纪，随着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在世界发展中日益占据统治地位，欧美与其他国家之间在社会经济与科技发展方面的差异不断扩大。这就是西方学者所说的“大分流”(Great Divergence)。
现在，包括中国在内的亚非拉广大发展中国家作为被分流的“后发国家”，正在新的国际社会经济条件下努力追赶和崛起。这就需要不断学习发达国家的一些相关理论、方法与经验，并且在学习中不断探索适合自身发展的路径。因此，国际交流的第二个阶段就是根据发展需要，结合地方条件对西方理论、技术与方法的融会贯通、创新提升。
比较典型的案例就是GIS技术的引进和应用普及，这个过程至少经过了10年的时间。开始的时候我们邀请教科文组织专家来举办培训班，以镇江西津渡历史街区规划为案例，边学习边实践边研究。2000年这个项目拿到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一届亚太地区文化遗产保护奖，于是大家都知道了这是一种非常重要、非常好用的方法。通过各类名城、街区规划设计案例，我们不仅逐步掌握了这门技术，也在学习的过程中不断探索新的使用方法。GIS技术的一个优点，是它能够比较科学地记录分析、归纳整理包括历史信息在内的各种数据，并根据需要形成不同的数据库。
镇江西津渡历史街区
来源：西津渡文化旅游责任有限公司
而这种数据库的建立过程就要求规划人员认真考虑数据的意义和价值，因此在收集数据的过程中会增加我们对环境、城市、建筑和人的理解。对我们来说，数据库建设的难点不在于庞杂无比的“海量数据”，而是要建构数据的意义和价值梯度，并据此寻找和选择那些有效数据。当然，这是一个综合性的学习和研究过程，是从技术切入深入理解社区、村落、城市发展变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随着对技术的掌握和了解，中国自己的软件也发展起来了。以前大家用的都是外国软件，现在我们越来越多地选择国内软件，这就是技术带来的可能性。
在理论方面，也需要我们根据中国自己的发展状况探索中国自己的理论。例如，1982年我国创新性地建立了名城制度，40多年来，名城保护的理论、方法与管理机制在实践过程中同步发展，取得了一系列辉煌的成绩。而现在，中国城市的规模、形态与结构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南京作为第一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开始时其保护范围就是以老城为主，再加上紫金山等周边片区。但是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名城结构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现在的南京名城保护工作已经覆盖整个市域六千多平方公里的范围。
我也曾经参与过一轮南京名城的规划工作，那时通过研究和历史资料的整理，认为南京名城应以广义的南京都城作为核心范围。明初南京都城范围相当广阔，呈现出中华古都历史上少有的跨江发展格局。其范围除了人们熟悉的内城外郭，还包括现在的浦口、珠江、六合等镇，甚至关联到凤阳和当涂，这才是南京都城的空间区域。通过南京名城的规划和研究，我也进一步理解了中国古代都城的规划思想，这些古代思想是我们建立中国城市规划理论体系的历史基础。通过南京名城的规划实践，我们在2011年前后开始在中国城市规划学会框架下尝试建立中国城市规划历史与理论研究的学术平台。之所以将城市规划历史与理论研究放在一起，是因为理论研究不从历史的角度切入，根基就不稳。
在参与南京名城规划工作时，我开始了古代城市地图的研究。南京有很多不同历史时期的地图，从这些地图你就可以理解，古人做这些地图的时候，实际上有一个空间的考虑和环境的理解过程。从古代地图里你可以看到古人对环境的重构，以及对城市功能的组织和对文化的表达。所以我们当时提出了地图转译的概念，就是在现代城乡空间结构上重建历史上的空间关系。基于这种思想和方法，我的团队后来又做了杭州、洛阳、西安、宁波、泉州、北京等一系列名城的地图转译研究。通过一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我们进一步发展了地图转译的方法，称之为城市历史空间分析法。
我上课时就和同学们说过，明代南京就不仅提出而且践行了成功的跨江发展战略和区域协同战略。明初南京都城内外设置了一系列驻守京畿、拱卫都城的府军卫、亲军卫等驻军单位计40余处，周边则布置了相应卫所城池系统，由中央五军都督府管辖，直接隶属皇帝调遣。例如浦口、珠江镇、马群等都属都城城防系统。其中浦口因其独特的区位优势被朱元璋认为具有“扼抗南北，钳制江淮”之价值，定位为南京的北大门，与南京城同时建造了并置“应天卫”于此，后又增设龙虎卫、武德卫、横海卫、和阳卫、江淮卫以及储备军械粮草的官仓，合称“六卫三仓”。稍晚设置的江浦县(领今珠江镇)县治也设在浦口。这样，就在江北沿江一带形成了有效的都城防御体系。
再外围一点，则包括如太平（今当涂）、和州、滁州、扬州、镇江等府卫一体、直隶京师的军政部门，形成都城周边的拱卫和服务系统。例如太平府辖今马鞍山、芜湖等地，历史上就是南京的粮仓。历史上宋元之际、宋金战事、元明之交，亦或太平军与清军的南京争夺战……凡欲图建康/南京者莫不以先攻太平府和扬州府为上策。
元末几支义军在苏南交锋，朱元璋也是要先在周边击败陈友谅和张士诚，才能顺利站稳南京，否则他就没有粮仓。看今天的南京都市圈规划，我觉得这样的格局还是比较合理的，与千百年以来南京与周边城市形成的历史性关系相吻合。扬州、镇江、马鞍山、芜湖等城市历史上都属于南京都市圈的范围。历史上的区域空间格局如何与今天南京都市圈的发展格局形成同构关系，这是我们从城市规划史的角度需要去做的研究。要思考古人怎么去做规划、一座都城的生存空间有多大…等问题，以便对今天的城市规划提供历史性支撑。
这些研究都聚焦于典型的中国问题、中国思想、中国方法，最终要形成中国理论。但研究过程并不排斥借鉴西方理论与方法，只是需要避免纯粹以中国案例来说明西方理论的“正确性”。这种做法时常会在一些研究生论文中见到，显然是缺乏文化自信和理论修养的表现，需要引起我们的警惕。
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两个重要的国际场合中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为当时已经充满矛盾、举步维艰的全球化发展指明了正确的方向，是中国智慧、中国力量的一次国际化展现。在“一带一路”精神鼓舞下，我和团队其他老师带领同学们从2015年开始走出去，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支持下，与东南亚一些国家开展历史城市合作研究。
2016年，我在参与泰国清迈古城申遗的国际研讨会上受到缅甸文化部的邀请，很快投入到缅甸西部若开邦妙乌古城的申遗研究与规划工作中。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团队又去了其他的一些国家，包括南亚的尼泊尔、孟加拉、印度等国，试图把南亚、东南亚与中国西南整合为一个整体性的研究范围，深度理解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其多样性文化板块之间的变化、互动与重组方式，以及各板块中不同历史城市之间的协同发展方式。
缅甸妙乌古城Myata Zaung寺院东立面测绘图
来源：东南大学妙乌古城项目组
例如，泰国北部的清迈古城曾经是兰纳王国（13-16世纪）的都城。兰纳王国盛期（15世纪前后），其地域曾包括今缅甸甚至云南的一部分。在这次清迈申遗的国际研讨会上，我提出应关注清迈古城与它周边的山水格局和城市乡村的关联性，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具有区域中心性的历史文化空间集群。
这种概念实际上源自对这几十年中国名城制度发展变化的思考，也结合了千百年来缅、泰与中国之间历史文化交融互动的历史。这种想法显然是包括泰国、缅甸的专家学者及教科文组织专家都没有考虑过的，所以也引发了大家的热烈讨论。也许正是因为这次发言，缅甸文化部的官员在会议期间就邀请我们去参加妙乌古城的申遗工作，其实直到那时我连妙乌这个名字都没听说过。我们以最快的时间做好准备，2017年1月就奔赴那里开始调查。
妙乌是14-18世纪阿拉干王国的都城，规模很小但历史悠久、文化内涵丰富。妙乌临近孟加拉湾，北部距孟加拉国吉大港不是很远，这里地处南方丝路和海上丝路交汇处，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对妙乌的研究不仅为我们打开了理解整个东南亚地区漫长而丰富的历史的窗口，更为我们实地考察“一带一路”六大走廊中的“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的核心节点提供了机会。
为深入理解妙乌及阿拉干王国的历史，我们专程前往孟加拉国的吉大港考察佛教遗迹。在阿拉干王国鼎盛时期，吉大港曾经是它的一部分，因此也留下了一些佛教遗迹和佛教徒。因此在吉大港大学里设有巴利语系，不仅教授这门佛教专属的古代语言，也还继续传播佛教哲学与教义。这在一个以印度教为主的国家里并不多见，但如果将其置于南亚-东南亚-中国（东亚）结合部这个特殊的区域及其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下，就比较容易理解了。
我们从这种区域史的角度来观察、思考和研究古代阿拉干王国、蒲甘王朝、孟加拉苏丹国等一系列古国的历史，就更容易理解不同历史城市之间在社会经济与文化方面的相关性、不同民族及其多元文化存在的状态、以及部族之间武装冲突的历史渊源，也就可以更科学地制定因地制宜的研究及规划方案，避免把国内的一些习惯做法原封不动地移植过去。
为此，我们努力学习联合国制定的2030人类可持续发展目标、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联合国人居署世界城市发展报告等重要国际文件，以及缅甸关于城市发展、遗产保护、民族共融合作等方面的文件。这种以缅甸历史文化及城镇发展现状为基础、以重要国际文件为指导的研究与规划思路得到缅甸政府、其他国际专家和教科文组织的赞同。根据当地不同民族间由于历史原因产生的矛盾，我们力图通过遗产保护促进民族和谐共存，避免武装冲突，并针对性地提出以遗产保护促进地方认同、社会经济发展的申遗理念。
尤其在当今国际地缘政治背景下，通过国际合作提高广大发展中国家可持续遗产保护利用的水平，提升遗产地的历史价值与当代价值，为当地树立具有国际水准的、融保护与发展为一体的示范项目，是我们积极参与妙乌项目的目的和价值所在。在国家文物局的大力支持下，妙乌案例成为迄今为止唯一一个以中国人为主，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做的保护规划和申遗项目。
我们在工作中与教科文组织、缅甸当地专家和来自意大利、印度、德国、法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国的专家通力合作，形成以中国团队为主导的工作模式。国际专家大多以个人身份参加申遗工作，只有我们是以团队方式去工作的。所有的基础图、GIS系统、建筑测绘、保护规划等都是我们做的，申遗标准和范围划定也是在我们方案基础上经各国专家讨论决定的。在工作过程中，我们与缅甸同行有很密切的合作交流，无偿为他们提供了古城现状与规划基础性GIS数据。同时也为东南大学建筑学院培养了数十名优秀的研究生和本科生，这种难得的国外学习和工作经历为他们日后发展积累了很多的经验。希望他们能够为中国日益走向国际舞台的中央、为“一带一路”事业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规划中国）：董卫：历史文化保护“中国经验”的国际化
规划问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