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首都功能疏解与京津冀协同发展

珠三角新常态:从世界工厂到精神家园



本期内容是“珠三角系列”第三篇,来自广州大学广州发展研究院姚华松。感谢作者的授权发布。

作者介绍
姚华松,广州大学广州发展研究院产业规划研究所所长

改革开放以来,得益于低成本的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策略以及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发展模式,珠三角赢得了以速度和规模取胜的“珠三角奇迹”,建立、巩固和维系了珠三角过去30多年辉煌的旧常态。然而,在经济全球化、生产要素流动加速、产业结构升级、人口结构改变、国际形势巨变等内外部硬压力下,旧常态面临的不确定性因素日益多元和复杂,旧常态所呈现出来的各种红利正在慢慢消解。我们提出珠三角发展的新常态,正是基于珠三角旧常态的重审和反思。以下从商贸发展、地方认同、珠港关系、丝绸之路、制度设计等方面提出几点浅见。


一、强化品牌和规模意识,珠三角企业向品牌化、巨型化方面发展。

提到珠三角,我们首先想到,这里是“世界工厂”,这里有很多企业和工人。广州的专业街、专业批发市场,甚至有人比喻整个广州就是一个巨大的集贸市场;佛山、中山、广州、东莞等地遍布各式各类专业镇,这里商贾云集,熙熙攘攘,络绎不绝,非典、禽流感哪怕金融海啸也很难湮灭珠三角一直以来的以商贸文化情结为代表的市场活力与市井热情。然而,这里有无数的企业主(家),却没有出现一个马云;这里有无数的企业,但没有诞生一个阿里巴巴;这里曾经还有些区域影响力的企业(品牌),现在要么没落,要么垂死挣扎。在品牌企业和旗舰企业的打造方面,在企业规模重组方面,与长三角、环渤海地区相比,珠三角任重道远。广东省委省政府及国资委、发改委、行业协会等需要出台优惠政策,大力扶持、支持珠三角地区培育和组建具有国际影响力和知名度的大型巨型企业,这是珠三角树立区域新标识、重建区域自信的重要途径。

图1 专业街景观


二、致力于“家”的营造,增强地方认同感。

过去30年珠三角一直主要聚焦于“生产人”与“生产空间”的打造,我们一直强调物质性规划(Physical Planning),也一直强调外地人市民化进程,不少城市也出台了积分入户政策,但囿于指标有限、门槛过高、操作暗箱,总体效果不佳。况且还有不少人根本没有入户意愿。笔者身边不少人,只是将珠三角视为一个赚钱的地方,哪怕赚钱了也不一定在此地买房,哪怕买房了也只是为了投资。换言之,多数人没有或难以获得珠三角的地方认同感和建立归属感。未来,珠三角应积极回应人的本性,将发展目标转向“生活人”与“生活空间”,实现从产业工人向产业人的转化、从产业集聚地向工作开心、生活愉快、环境优美的宜居宜业之地演进,同时更多倡导社会性规划(Social Planning),反映在一系列的“空间生产”上:Space of Profit(发展成本适中的就业机会)、Space of Life(成本适中的生活机会)、Space of Improvement(讲座、社区书屋等提升的空间)、Space of Regulation (法律等严格制度与良好管制的空间)、Space of Flows(易于流动的和结网互嵌的空间)、Ecological Sustainability(人居环境的高品质)、Sense of Place(人地关系)、Social Inclusion(人社关系)、Home Making(家园的营造)。只有当大量外来人口当珠三角是暖心的“家”了,主观上愿意留在这里,他(她)们在这里有愉快的工作,开心的生活,良好的发展预期,有助于实现他(她)们的梦想,他(她)们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珠三角的主人。


三、顺应区域一体化演进的新趋势与新特点,构建珠三角——香港新的新型合作关系。

全球化、网络化和扁平化时代,传统的珠三角——香港基于制造业合作的“三来一补”模式的时空基础已经不复存在。从长远发展看,珠三角需要增强对中央的分担意识,在处理港澳关系方面出一份力,从而赢得更多发展机遇;香港的“转口贸易”发展模式也已寿终正寝,尤其在国际经济形势整体不景气的情况下,亟待搭上中央关于扩大内需的列车,积极推销营销自身优势向内陆进军。我们以为,香港在金融(如理财行业等)、信贷、证券、信息咨询服务、养老、医疗、康体、社工、法律制度、国际标准等方面依然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珠三角整体“退二进三”的大环境催生上述需求急剧增加,两者具有良好的互补性,能够为双方合作提供契机。以珠三角地区的城中村转型经济衍生出来的大量新富阶层为例,香港就可以介入这一群体的理财行业,提供专业化定制服务,形成新时期的“前厂后店”模式。


四、响应“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国家战略,成立沿丝路国家(或地区)文化研究中心(或基地)。

中央提出构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和“一路一带”的线路图,此举有效串联西亚、非洲等国家和地区,重拓文化交流通道和贸易往来通道。目前,我国沿海各城市正在积极对接这一战略,事实上,珠三角具有明显的优势,珠三角一直是中国与西亚、非洲交往的重点地区,相互合作由来已久,具有坚实的合作基础。以广州为例,广州的开放包容和商贸文化吸引了大批非洲、西亚商人云集羊城,已经成为全国非洲人口集聚数量最大、集聚密度最大的城市。为了对接和响应“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国家战略,珠三角应抢先一步,由省政府牵头并出资,主要依托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暨南大学、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深圳大学等高校及西亚非洲各国使领馆、外事办等单位,尽快组建沿丝路国家(或地区)文化研究中心(基地或研究所),并在全球范围内招纳专才贤才,聘请世界顶尖学人担当研究中心或基地负责人,形成实力雄厚的国际化研究团队。同时,广东省、珠三角各市基金委、社科联等课题发布单位发布上述地区相关研究项目,予以重点资助。

图3 海上丝绸之路


五、从管理(Management)走向管治(Governance),倡导嵌入式发展(Embedded Development)。

在“发展就是硬道理”、“跨越式发展”的发展主义语境下,珠三角各地出现了诸多发展主义的危机,表现为环境污染、生态破坏、人际关系割裂、贫富差距拉大、社会不公加剧、官员贪腐、道德滑坡等。本质上,这些危机均是由于政府主导的以发展增量为圭臬而导致了经济与社会文化脱嵌的危机。从广州亚运期间的粤语节目禁播,到深圳的突袭限牌令的出台,我们看到了凡此种种的权力裸奔行径。社会建设吵得很热很热,但却与过往的社会控制、社会监控无本质性改善。未来,在宏观的政府施政及具体的工作方式和机制方面,应该提倡从单向度的自上而下的管理走向多向度的多方共同参与的管治,提倡协商与协作,树立发展共同体的理念,倡导城市和区域的嵌入式发展,让更多人、让珠三角各阶层人士广泛发出他(她)们的声音,让他(她)们真正成为珠三角发展的主体和受益者,让人文与社会情怀植入、浸润珠三角的发展历程。同时,嵌入式发展要求更加关注民生需求,珠三角各级政府应在土地供应、项目供给、资金配备等方面更向民生性项目倾斜,如养老院、儿童公园、体育场馆、专科医院、庇护场所、图书馆等,而不是像过去一样,只关心关乎政府财政税收和官员政绩的各类重大项目。总之,一个好的珠三角发展过程,应该让珠三角公民的生命体验可以直接影响到珠三角制度设计;一个好的珠三角城市发展过程,应该让珠三角城市的市民生命体验可以直接影响到城市制度设计。


(本文在写作过程得到了广州大学汪文姣博士的帮助,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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