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济大学118周年校庆活动 | 同济规划实践 • 应对规划转型-2025年度技术交流会报道（上）

（上午场）

裴新生

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副院长

新时期都市圈国土空间规划的实践探索

——以上海、杭州、宁波为例

朱郁郁

空间规划研究院 院长

都市圈国土空间规划成为近期同济规划院探索的重要业务领域，在目前外部动力减弱，寻找内部动力的时代背景下，都市圈需要进一步超出通勤圈的范围，在更大范围发挥辐射引领作用。通过在上海大都市圈、杭州都市圈、宁波都市圈国土空间规划的实践，提出“一图四平台”的规划作用：一张底图，区域协同的空间底板；协商平台，对话交流的制度安排；行动平台，共同推动的实施方案；治理平台，跨界管控的法定约束；政策平台，联合创新的重要契机。

提出都市圈国土空间规划编制5个方面的技术要点。一是空间分层、双向赋能，通过多个空间层次，应对空间治理与功能组织不同需求，更好发挥核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形成各类要素的高水平区域对流。二是战略引领、行动导向，谋划区域战略，形成共同目标，结合“十五五”规划，形成区域共同的行动。三是重点空间、重点领域，聚焦战略地区和跨界地区，聚焦区域协同领域和前瞻性领域。四是政策创新、治理创新，积极探索规划编制审批、实施监督、组织协调等方面的政策创新，同时结合长三角CSPON的构建，推动都市圈数字化空间治理。五是探索传导、局部穿透，探索跨区域国土空间规划的传导机制，实施传导需要回归与行政事权相匹配的治理单元，同时，上海关注邻沪地区的空间协同治理，强化邻沪跨界协同单元，探索穿透式规划管控。

新时代超大特大城市发展战略规划的延续与创新：再谈广州“2049”战略规划

张捷

教师规划设计所 副主任

至2020年，我国大陆共有21座超大特大城市，以全国3.2%的国土面积，集聚了28.8%的常住人口和32.8%的国内生产总值（2019年底数据）。超大特大城市的健康发展关乎国民经济社会全局。开国内大城市战略规划之先河的广州，在2023年再次站上发展的关键时点，如何抢占先机、赢得主动是广州“2049”即第三版战略规划的核心目标。

自2000年至2023年，同济团队应邀参加了广州市三轮城市总体发展战略的咨询工作，发挥多学科交叉优势，体现创新和务实特色，始终是同济规划人的专业精神所在。广州“2049”战略规划的同济成果，遵循“情景研判—目标谋划—空间支撑—战略路径和治理创新”的研究路线。首先，从城市规划建设运营的角度，直面广州城市发展的本质问题；拓展多层次研究视角，递进各层级研究目标；强化各核心议题的空间逻辑，在探索湾区深层次一体化发展的空间载体及制度机制上提出了前瞻性的治理体系。

完善规划体系的实践思考

——武汉经开区战略规划

张正芬

风景园林规划设计研究院 副总工

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完善国家战略规划体系和政策统筹协调机制”，“健全城市规划体系”。湖北区域规划从流域统筹出发，以战略规划为先，强调国家战略的全面落实，建立“左右叠加、上下贯通”多规合一的省域规划体系，为规划体系完善做出实践表率。领会和执行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的工作要求，武汉经开区战略规划立足于区域、城市、开发区三个层面，以目标、实施导向，围绕战略定位，谋划安全为先、产业为基的策略体系。安全体系落实水安全、水环境安全、粮食安全、生态安全、地质安全等五大安全底线管控，河流水系、水资源配置等水网布局贯通以及小流域综合治理。产业谋划创新引领，创新链、供应链、产业链、人才链四链融合，区域协同发展。

国土空间背景下城市交通战略规划的新议题与新思考——以厦门市为例

施澄

教师规划设计所 研究员

厦门经历特区40年开发建设，已经基本完成了现代城市综合交通体系的构建，并且结合本地特点，拥有高架BRT、山海步道、无人货运码头等高颜值高素质的精品工程。站在国土空间规划背景下，新一轮的交通战略规划起点高，需重新审视厦漳泉一体化范围内全域全要素的交通规划任务。与以往交通战略规划注重交通体系构建完善相比，本次交通战略规划进行多项转变和突破创新。首先是注重存量基础设施的可靠性和绩效提升；其次在理念上突出对弱势群体、全龄人群的社会关怀；再次是强化新基建、新能源与智慧交通体系的建立，最后是构建可传导可追溯的指标体系，对战略意图进行有效分解和落实。在战略规划的延续服务中，尝试通过建立厦门本地知识库，利用行业大语言模型辅助进行战略问题的梳理和分析，以AI工具赋能新时期战略规划编制。

孙安军

中国城市规划协会副会长

孙安军认为，都市圈规划的核心突破点有两个方面。首先是利益平衡与协作治理平台的构建，当前都市圈规划实施困境主要源于跨区域利益协调机制的缺失，亟需建立多方参与的共商共推机制以确保规划有效落地。其次是空间规划与发展规划的协同问题，虽然两类规划的职能分工已形成共识——空间规划侧重底线管控，发展规划侧重要素配置，但实际运作中仍存在脱节现象，建议强化发展规划的统领地位，推动空间规划主动衔接，并指出二者深度融合可能催生新的规划类型。

关于战略规划，孙安军提出应关注五个要点：一是强调规划应注重长远性和全局性，如广州战略规划从大湾区全局视野出发，武汉经开区规划从整个流域规划推进，厦门交通规划从城市战略角度考量；二是注重规划传导；三是竞争性，战略规划需从竞争的角度找准定位；四是规划应有多情景应对能力，以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五是持续评估与调整，以确保战略规划发挥长远作用。

唐子来

上海市政府参事

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总规划师

唐子来指出，城市在区域乃至全球层面面临协同发展与竞争性发展两种形势。都市圈的协同发展以地理临近性为基础，如上海与嘉兴的联系；而竞争性发展则聚焦功能性，例如上海与伦敦在全球网络中的竞争关系。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上海与嘉兴存在协同发展需求，但由于上海作为全球城市的定位，其与伦敦的实际联系紧密程度反而超过与嘉兴的联系。

关于广州“2049”战略规划，唐子来认为需重点考虑广州在大湾区的定位。在京津冀、长三角和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区域中，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格局最为复杂。广州作为大湾区核心城市，面临香港和深圳的双重竞争压力，对广州的发展形成挑战。

在流域规划方面，唐子来指出需重点关注与行政区划的关系。无论区域规划或流域规划，其落地实施都依赖于行政权力对资源的配置。当流域涉及多个行政区时，跨区域协调就成为规划实施的关键问题。

此外，唐子来建议战略规划应突出重点而非面面俱到，在保持完整架构的同时，聚焦核心要素才是规划的正确思路。

黄亚平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常务理事

湖北规划设计大师

黄亚平认为，发展规划与空间规划存在三个共同点：其一，操作要注重分区域、分层级，差异推进一体化。不同层级区域的一体化协同程度存在差异，如长三角地区省级层面注重区域协调与一体化，市级侧重统筹，基层强调共建共享。其二，需分领域、分要素有序推进一体化，在产业分工协作、生态环境研究、交通网络互联互通、公共服务共建共享等领域，发展规划和空间规划所涉及的要素相同。其三，二者都注重一体化发展示范。

黄亚平同时指出，发展规划与空间规划在三个方面存在差异：首先是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的差异，发展规划侧重明确目标及实现路径，通常不述及问题。空间规划则是问题导向，从分析问题入手开展工作。其次是行政逻辑和技术逻辑的差异，发展规划遵循行政逻辑，会综合考虑政治需要等行政因素，如国家发展改革部门在规划编制中会侧重区域带动等行政考量。空间规划则侧重技术逻辑，从自然地理角度分析问题，关注区域的实际链接和协同。第三是作用差异，发展规划起引领作用，空间规划起支撑作用。

黄亚平建议，空间规划应着重解决要素链接、区域跨界技术协同等问题，而非简单描述各类空间情况。

上海城市体检的特点、应用和挑战

王信

同济大学城市精细化治理研究院 特聘研究员

上海城市体检的特点是对接超大城市治理体系，关注城市既有物质资产的运营管理现状和绩效提升潜力，服务人民对美好生活日益增长的需求。一是上海市、区、街镇和社区体检分别针对各级政府事权和年度重点工作设置指标体系，收集相关业务流产生的数据；二是利用多个部门的数据来源，综合研判重点工作的开展情况和成效；三是通过垂直贯通的指标簇，分别根据各级政府工作要求分级设置指标采集数据，然后整体研判全市情况，评估问题和潜力资源。

上海市级和区级体检的主要应用是利用跨条线部门的指标数据库和建议清单，支撑城市治理科学决策，研判城市更新动力和资源。街镇和社区体检利用空间数据分析和专项调研成果，生成街镇精细化管理行动计划和社区微更新项目建议。

上海城市体检当前面临的挑战是如何进一步获取并利用好各个业务部门开展的专业体检数据，建立跨部门跨层级的城市体检信息平台，支撑城市精细化管理，并积极衔接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和项目策划。

片区类型城市更新的系统性方法思考

——南京市江宁区竹山路沿线地区更新规划实践

付朝伟

雄安智慧规划设计研究院 副院长

竹山路沿线地区从2020年开始持续开展更新规划，北段具有普通生活性老城的典型性，南段则是九十年代发展至今的老开发区的典型代表。更新的对象特点带来相应规划难点：如何在有限空间约束下提升公共效益，如何在多产权局面中保障更新项目有效落地，如何在更新地块分布零散的限制下实现地区整体格局优化，如何在产权主体意愿不高的困境中激发更多样的实施路径；如何应对现有更新项目呈现出的“碎片化”“片面化”“单向化”等问题。更新规划实践认识到了开展片区统筹的意义，尝试破解碎片化困境、搭建多主体跨部门协作共治平台、培育实施路径创新；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涵盖“空间-政策-实施”多维度的系统性更新规划方法。

城市滨水空间更新中的规划与景观协同策略

陈亚斌

城市设计研究院 副院长

报告从城市滨水空间更新的经济逻辑出发，探讨景观与开发、安全与活力、投资与效益、事权与统筹等关键议题，构建城水深度融合的更新治理模型，以实现生态价值、空间效能与经济效益的共生共赢。同时聚焦滨水空间更新中规划与景观的协同工作路径，结合在北京、广州、杭州和扬州等城市的滨水空间更新实践，总结提出规划设计与景观设计的“五共”协同策略。以价值共构策略实现滨水空间本底价值与腹地开发外致价值的一体化构建；以安全共保策略回应防洪安全与公共活力两个方面的共同关切；以文化共兴策略重整滨水空间文化要素，结合场景塑造提升文化发展动能；以活力共塑策略优化滨水空间的复合化活力体系，形成持续吸附力；以实施共谋策略构建统筹平台协调多头事权，探索景观与开发高效联动的实施路径。

陆海统筹 活力焕新

——从“三湾两岸 滨海秀带”看中心城区海岸带空间治理的规划密码

江骅

设计七所 总工、副所长

以舟山“三湾两岸、滨海秀带”实践为例，从陆海统筹、活力焕新两方面探讨中心城区海岸带空间治理的理念与方法。陆海统筹侧重对空间特征性的回应。规划提出重视海洋在滨海城市空间中的地位与作用，以海为心，从格局、功能、系统、活力、颜值等五个维度建立全方位的陆海统筹与融合体系，打造无缝连接的海陆共同体，实现“从山顶到海洋”全要素提升。活力焕新是对规划实现度的关注。以“做有用的规划”为原则，引导规划从“静态蓝图”转向“动态治理”。依据上位意图对既有规划进行实施评估，进而整合、衔接、破壁、融汇，并开展动态修正与滚动优化；对标国际经验，明确卓越海岸建设标准，制定政策性文件，拟定行动计划，推动项目有序落地。

伍江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副理事长

上海城市规划学会理事长

伍江认为，国家发展转型的规划应对，最重要的特点之一是由目标导向型规划走向问题导向型规划，在存量发展阶段持续提升城市品质，不断进行城市更新。

首先，应通过城市体检识别城市问题。由于各地情况千差万别，采用统一体检指标的一刀切模式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以上海为例，不同行政区、社区及街镇均存在显著差异，需提出针对性措施，制定问题导向型规划。

其次，需发挥规划在城市更新中的宏观引领作用。目前很多城市提倡的针灸式的微更新，实则是基于整体性、系统性的关系。在城市体检揭示各类问题后，规划工作应着力识别深层次系统性问题，避免局部化解决方案。这要求多学科协同，系统性地参与城市更新。但城市问题的系统性解决，不仅仅体现于大尺度城市空间的调整，还体现在对许多细小调整过程所做的系统性安排。

第三，为应对发展转型，规划范式也需要转型。如舟山案例所示，规划工作逐渐从一次性项目服务转向全生命周期伴随式服务。这种动态应对模式标志着规划的范式转型，对规划行业而言，则是新的挑战。

汪友平

四川省国土空间规划协会秘书长

汪友平表示，“实践”与“转型”两大主题在当前“后国土空间规划”时代具有重要现实意义，规划行业需增强发展信心，积极开拓新兴领域，探索创新路径，以发挥更显著的社会价值。

四川省将城市更新作为七个新领域新赛道之一，基于四川和成都的规划实践经验，汪友平指出城市更新规划在实践中需重点关注两个核心问题。其一是规划实施路径。在存量发展背景下，规划落地需紧密结合地方土地政策，包括组合供应、混合利用、容量管控及转移等差异化政策，要求规划工作者加强政策研究并将其有效融入规划方案。其二是项目可持续运营。鉴于地方政府财政压力，更新项目需在规划阶段统筹考虑产业导入与后期运营，这要求规划机构提供全周期服务，或通过多机构协作实现资源整合。

汪友平认为，行业转型对规划从业者提出了更高要求，需要持续完善知识体系、提升专业能力，以应对新兴领域的发展需求。

唐子来

上海市政府参事

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总规划师

唐子来指出，当前规划需求已发生显著变化。传统规划模式存在重增量轻存量的倾向，主要关注发展供给而相对忽视需求分析；而当前存量规划阶段更强调多元利益主体的协调，随着未来需求持续缩减，规划供给模式亟待创新。因此，无论是规划教育体系还是规划实践方式都面临转型要求。

唐子来认为，面对快速变化的形势，规划行业必须与时俱进。当前规划领域正处于转型期，外部环境变化速度已超越规划应变节奏。以往规划工作可预测三十年后的发展远景，如今却难以准确预判五年后的趋势，这要求规划体系必须增强动态适应性。现在很多规划工作已经演变为陪伴式的全过程服务，既反映了市场需求的变化，也体现了行业对市场变化的自适应。

孙安军

中国城市规划协会副会长

孙安军指出，城市更新既是未来规划转型的一个主要战场，也是伴随城镇化进程持续开展的重点工作。传统规划工作主要聚焦空间布局，而对经济要素考量相对不足。实施城市更新需要将空间改造与投资运营、管理机制有机结合，尤其在片区策划阶段，必须引入市场主体共同参与，才能确保更新工作具有持续动力。只有把实现空间改造与经济投入、平衡运营结合起来，才能做好城市更新工作，这对规划从业者的专业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尽管城市更新已被列为未来重要任务，但孙安军也强调，建立与之相适应的工作机制和方法体系仍需经历长期探索和实践过程。